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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论文|走上殊途的西施形象

作者:季当越 白煜 程书阳 汪文祥 徐静 许若雁 文章来源:无锡市第一中学 发布时间:2019-10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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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学校:无锡市第一中学
  作者:季当越 白煜 程书阳 汪文祥 徐静 许若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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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施是中国历史上颇具代表意义的女性形象,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,研究成果丰硕。在探究西施形象演变的论著中,文化现象的发展源流总是缺乏明晰的梳理,以致西施历史形象变迁的特点始终含混不清。其实,西施的形象演变是一个综合发展的体系:在历代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忙于为各种男性形象披上儒家外衣时,文人作家与民间艺术交相用力,推动着西施形象不断地以“美人”为出发点、朝着更为丰满的结果发展,最终使西施成为众人心目中“君子好逑”的绝妙象征,这是西施形象发生美化的重要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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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在民间,西施的形象还经历了一场独特的丑化过程。基于传奇故事产生的文学作品,如讲史、杂剧、小说等,赋予了西施风流失节、招灾惹祸的歹女色彩,表现出历史人物前所未有的特质,最终将西施打造成卑贱不祥的“半人半妖”。西施民间形象的丑化演进同美化进程交相渗透,形成了独一无二的“西施文化”现象,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的结晶,也是国人精神寄托的一种表现,值得进一步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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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西施形象美化的轨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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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一)先秦西汉:美女
  在先秦诸子和西汉文献中,我们能够看到最早关于西施的记述。《管子·小称》中便有“毛嫱、西施,天下之美人也,”之句;而《墨子·亲士第一》《新语·劝学篇》中,皆援引西施的例子以论证文章观点,对于西施的描述也尽是十分简洁的单字:“美”、“姣”、“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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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这些文献中所反映出的“西施”并不一定都是越国献给吴国的“西施”。吴国于公元前473年灭亡,而《管子》的作者管仲在公元前645年就已经去世了;这与我们认知中西施故事发生在吴灭亡前不久的印象相悖。因而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抽象的描述大胆推测:西施的原始形象就是一个美女的符号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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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反映出在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中,人们产生了更多对于“美”的追求与思考。西施作为美的象征,诞生于思维的碰撞之中,确定了千年形象的原点——后世对于西施形象的充实丰满,皆离不开其“美女”的原始身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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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东汉:献吴的布衣美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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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东汉时期有关西施的文献中,袁康的《越绝书》和赵晔的《吴越春秋》成为代表。《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》中记述道:“越乃饰美女西施、献之于吴王。”由是观之,从东汉开始,西施的命运与吴越的兴亡开始连接。西施在保持美女形象的同时,被看作推动了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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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同于先秦西汉时的简洁抽象,这两部文献中对于西施的出身、事迹有了更多描述;虽然仍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,但我们能大致了解到西施是苎萝山鬻薪之女,被献于吴王,颇得宠幸,下落不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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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得益于汉代文学的发展:在造纸技术得到飞跃进步的背景下,史学家们乐于选择以更加详细的语句撰写作品。而东汉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进一步稳固,使西施被赋予了更为贴近民生的布衣形象;随着献吴故事的首次记载,西施爱国形象的雏形开始出现。这样的形象,顺应了日渐羸弱的封建统治者迫切的文化要求,为西施形象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化埋下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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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)魏晋南北朝:半人半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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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时期关于西施的文献主要是:《拾遗记》《穷怪录》《世说新语》。另外,晋代葛洪的《抱朴子》、南朝梁任的《述异记》中也有关于西施的记载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为东晋王嘉的《拾遗记》中的这样一段记载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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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越又有美女二人,一名夷光,二名修明,以贡于吴。皆言神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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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这里西施获得了全新的名字“夷光”。而“神女”二字为西施首次蒙上了神化色彩。“去如风雨,音犹在耳,顷刻无见”这样在当今看来显得有些诡异的描述,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君子追求隐逸境界的观念反映。动乱割据的年代,人民在物质需求无法得到保证之时,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,于是让西施披上神袍,给予人民情感寄托与精神慰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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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《穷怪录》中记载:
  西施谓导曰:“妾本浣纱之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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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中可以看出,西施从“鬻薪之女”变成了“浣纱之女”。这样的转变得益于小农经济的进一步演化,使一家一户、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进一步固化。魏晋时期翻车等生产工具的发明,使人民的生活更多地与河流联系在一起;西施“下山”,亦不足为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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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四)唐宋:抒情寄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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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宋文学作品的井喷中,西施成为诗词中的熟悉面孔。这一时期西施形象的美化主要在于描绘手法的进步。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这样的诗句带给读者美好的想象与情感体验,使西施在灵动的笔下更显妩媚而可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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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市民阶级的不断扩大,诗人和词人以情入文,使作品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这一时期有关西施的文献几乎都掺杂了创作者的个人情感在内,其中最兴盛的当属以西施为题的怀古之作。西施的故事内涵切合唐宋人民开放包容而追求自由的思潮,而其本身附有的悲剧色彩也被更多地挖掘,于是为万千文人殷切关注。在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下,一个妍雅倾国的女子款款走进了城市居民的心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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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外在宋代,西施已逐渐成为戏曲类作品的主角,但还不够成熟,难以流传于后世。但不难想象西施文化已在九州广泛扩散,形象日趋成熟完备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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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五)明代:巾帼英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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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代对于西施形象的美化集中体现于改编自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《吴越春秋》《越绝书》的昆曲剧目《浣纱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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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梁辰鱼对历史故事进行了大量的改造,传说是范蠡奉了勾践的命令送西施去吴国的,而在这里,西施成了范蠡的情人,并且在大功告成后和范蠡泛舟而去。这个剧中,西施形象丰满,深明大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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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汉族重新建立强大帝国后,人民文化需求进一步增长,使西施的形象出现新的一轮发展。剧中西施巾帼英雄的形象充满了爱国豪情,这是明朝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强化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。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,使大商人范蠡的形象在千年重农抑商政策下得到了美化,成为美人西施的伴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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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的故事生动感人,以致成为西施形象美化的终点;以后的时代,虽有更成熟的艺术技巧,但内容和思想上不再有多大的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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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西施形象丑化的轨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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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一)固有的低下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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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东汉给与西施“献吴”的故事,而这实际上是古人物化女性的一种表现。在国势衰微的关头,女性成为被优先舍弃的对象;西施便因自己的美貌被挑中,为政治牺牲。时人眼中,在运往吴国的宝车上,西施也许并不比随行的财物更有价值;而唐以前文献中少有对于西施心理的关注,应证了西施固有的低下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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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奴隶社会的成型,男尊女卑意识已开始萌芽。历经周朝以后,贵族阶级实行多妻的妾媵制,十分严格地分别嫡庶尊卑,儒家的礼教对女子作了种种的行为规定。汉代又进一步褒扬了贞洁,《女戒》七篇系统地阐扬了男尊女卑的观念、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四德的道义。从此男尊女卑观念便深植于全社会,无形中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牢笼。继而,在千百年的男性文学中,把有悖于男性至尊形象的责任都推诿于女人,如褒姒、妲己、赵飞燕……正如鲁迅所说“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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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唐宋:妖化西施思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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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此浸入骨髓的思想,致使文学作品中西施“祸水”和“妖妇”形象在历代都屡见不鲜;在文学发展尤为繁荣的唐宋,这样的思潮产生了激烈的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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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鲍溶的《姑苏宫行》中就贬斥西施为妖,把吴国灭亡归咎于西施之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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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时期文人在作品中更多融入自我情感。在以西施为题的怀古之作中,各家对西施的看法不一,各有爱憎之情、褒贬之意。这反映了欧阳修古文运动之前,文人创作中追求新奇曲折的心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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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客观上,这也是唐代稳定繁荣背景下,人民思想进一步开放的表现。质疑精神得以发扬,程朱理学亦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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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)元代:贬低形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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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元代以西施为题材的作品更加多了。剧目《灭吴王范蠡归湖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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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施,你如今岁数有,减尽风流。人老花羞,叶落归秋。我心去意难留,您有国再难投。[梅花酒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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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出戏是在贬低西施的,从[梅花酒]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待西施的态度。在此之前,西施的下落似乎不为人所知,可是此处有了“沉”的结局。在今人研究出的三种结局(沉水、游湖和老死越国)中,沉水是最为悲惨的一个。自是,西施纯洁美好的形象发生了进一步动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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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四)明清:进一步丑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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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代之初,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,夫权和族权也进一步加强,统治阶级愈加鲜明地把“国家重贞洁以励妇人”当作帝王治天下“导迪民彝之具”,这样就把“三从四德”推崇到更高的地位,并通过礼法教化,把握社会风气,以一种无形的文化氛围牵引着妇女的行为方向,把她们驱赶上用盲目愚昧的苦节、孝行点缀的贞洁祭坛,使女性的压抑得到空前的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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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代诋毁西施的代表作品是《倒浣纱传奇》。其内容续梁辰鱼《浣纱记》,而有关情节及人物结局多与前作相反,是女性进一步被压抑背景下文学领域的典型现象。西施在这时同时拥有了巾帼英雄的华袍与乱世奸妇的丑貌。使这种对立冲突更为强烈的,还有封建社会末期徐石麒的《浮西施》和玉田仙史的《陶朱公》,均为丑化西施的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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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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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尔基说:“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,由生活暗示给他一种思想,可是他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,当他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,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——赋予它一个形式。”由此,从西施美化与丑化的形象变迁,我们可以说,一个艺术形象是时代语境与个人诠释下的产物,凝结了时代与个体的思想。从艺术形象出发,我们可以一窥古人的思维状态和价值观念,而这也定将为今人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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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师点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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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文科班有个研究性学习的课题,我第一次听到小组负责人高二13班季当越同学跟我说,要写一篇有关西施形象变迁的文章,当时我非常惊讶,因为这是史学界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前沿的流派——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。我在仔细询问了课题组的成员后,确信他们确实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或者有家长的点拨,却下意识第运用了相关的方法,且最终完成了这样一篇考证较为详实的论文。因此,我感到这完全是来自于一名无锡一中学生的独立思考、知识积淀和研究性学习小组的智慧。“西施形象变迁”这篇文章已经涉及到了新文化史的内容、方法和视角。它更加注重心态、观念和生活结构的联系及观念、思想传播和交流的叙述倾向。新文化史学的贡献,并不在于平面视野的扩展,而是在事件、人物和观念的刻画上向纵深维度的推进。长时段的研究,又能让我们的同学透过现象看到社会变迁的本质和历史的规律,这一点,对于一名高中生来说非常难得。
——无锡市第一中学历史教师 张建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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